编者按：本文原载《国际新闻界》年第2期，题为《一篇存在争议的传播学奠基文献》；后收入刘海龙：《重访灰色地带：传播研究史的书写与记忆》（北京大学出版社，年版）。因排版关系，特删去注释部分，标题为编者所加，全文请参考原刊或其著述。
哈罗德·拉斯韦尔
摘要：本文以拉斯维尔的研究传统缺乏传承为切入点，重新解读了拉斯维尔60年前发表的《社会传播的结构与功能》一文。提出目前传播学界以拉斯维尔模式代替拉斯维尔的传播观念，忽略了拉斯维尔传播观念中丰富的内涵，建议要在完整的学术语境中理解它的内容。在讨论拉斯维尔研究传统缺乏传承的问题时，本文认为其主要原因是过于追求对策研究，忽视了理论研究自身的规律，没有提出真正具有吸力力和理论价值的问题。
在传播研究引进中国的过程中，拉斯维尔的《社会传播的结构与功能》（以下简称《社会传播》）向来被认为是一篇重要的启蒙文本。[1]年内地出版的第一本传播学普及读物《传播学（简介）》中，这篇译文就被列入其中。在年出版的《20世纪传播学经典文本》中，该文再次被收入。中国的传播学教科书里不但重点介绍这篇文章中提到的传播的5W和大众传播的社会功能，甚至大部分教材的框架也以“传者-媒介-内容-受众-效果”这五个部分为结构。但是另一方面，对拉斯维尔传播观念的深入研究却很难见到。国内能够见到的拉斯维尔的中译著作只有《政治学》和《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两本，此外在罗杰斯的《传播学史》中有一段对于拉斯维尔生平及传播研究的简单介绍。
这一现象并不仅限于中国，即使在美国的传播研究中拉斯维尔似乎也受到了“冷遇”。最近美国一些学者出版的关于美国传播研究的早期历史回顾中，不论是赞赏还是批判，以拉扎斯菲尔德为首的哥伦比亚学派更受重视，而拉斯维尔则只是被一带而过甚至忽略。[2]
拉斯维尔曾被施拉姆奉为传播研究的四大奠基人之首。为什么近半个世纪过去后，拉斯维尔所开创的学术传统被传播研究的“无形学院”逐渐抛弃？或者说，拉斯维尔究竟给我们留下了哪些可用的学术资源？
一、缺乏传承的“卡里斯玛”
杰弗里·C·亚历山大（JefferyC.Alexander）在提到社会科学研究的学派传承与竞争时提出，一个学派或学术传统的建立要具备两个条件。首先，要有一个“卡里斯玛”式的开创者（如马克思、韦伯、弗洛伊德等）。拉斯维尔恰好具备这一特征。在后学的回忆文章中，拉斯维尔一直以反主流政治学的边缘人形象出现。[3]因为他将弗洛伊德理论引入政治研究，遭到主流政治研究学者的敌视，以致于在年至年间，他没有在政治学杂志上发表过任何文章。但是富有传奇色彩的是，这些离经叛道的理论最终征服了青年研究者，拉斯维尔竟于年当选为美国政治学学会的会长。[4]此外，拉斯维尔还曾在二战期间（-）担任美国国会图书馆的战时传播研究实验部主任。更令人意外的是，年他在政治学研究的事业高峰期突然离开研究重镇芝加哥大学，并于年进入耶鲁法学院。尽管有许多其他外在的原因可供人们猜测，他自己的解释是从教育入手改造法律精英的工作会比学术研究对社会的影响更大。他所提出的政治学的定义（谁，得到了什么，何时和如何得到）以及对传播的定义（谁通过什么渠道对谁说了什么，取得了什么效果）都成为这两个学科中人们耳熟能详的经典定义。以上迹象（signs）都在暗示，拉斯维尔具备了“卡里斯玛”式学者的条件。
亚历山大提出，除了神启式的开创者外，一个学术传统得以延续，还要具备另一个条件：这个传统必须得到后来者不断的阐发（elaboration）、衍化（proliferation）和修正（revision），否则该学术传统就会有解体之虞。[5]显然，拉斯维尔传统的中断是因为在这第二个环节上出现了问题。
一个解释是拉斯维尔到了耶鲁法学院后，无法招收政治学的博士生。尽管按照布迪厄的学术场理论，这是一个不能忽视的因素，但这只是原因之一，要说明其学术研究为什么失去了吸引力，我们必须回到文本与语境之中寻找答案。拉斯维尔是个高产的研究者，据统计，从起至年，他一共发表了篇文章与章节，52本著作，共达多万字。要在一篇文章中全面地做出评论可能过于唐突。不妨借鉴卡茨等人倡导的传播研究经典文本（主要是论文）细读的思路[6]，从拉斯维尔的这篇被提及得多但阅读得少的《社会传播的结构与功能》（下面简称《社会传播》）入手，初步探索这个问题的答案。
二、《社会传播》的5W
如果仿照拉斯维尔习惯的提问方式，应该首先
本文编辑：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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