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汀
超级能指与错位隔着三十年的时间距离回望八十年代的先锋文学，并且以之为某种坐标来对照当下的写作，我们不可避免地面临种种错位：一方面确认了当年的先锋文学在思想资源、叙事形式、社会影响等方面的种种实际结果，另一方面又始终无法对其内涵和外延给出明确和清晰的界定；一方面不论是创作领域还是在理论界、批评界，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人举起先锋的大旗以张目，另一方面这些人又几乎是在同一纬度和层面上被同代人斥为保守者或伪先锋；一方面先锋文学之后的所有创作都受其影响和笼罩，另一方面人们却希望它自身萌发新枝新芽……这种种错位，皆因中国当代的“先锋文学”经过三十余年的进化已然成为一个“超级能指”，它的内涵不确定、范畴不固定、姿态也不恒定，或者说，一定程度上它是一个飘荡在当代文学上空的“幽灵”。
问题的关键是，我们没有逃避之路，先锋文学的强大存在，是所有后来者甚至曾经的当事人都不得不面对的，不坦然告别历史，就无法真正走向未来。如果避开学理的层面的细致梳理，而仅仅把它当成一件日常事物去对待，则会很容易发现一直纠缠我们的其实不是“先锋文学”本身，而是我们的思考方法和认知方式。基于此，我以为，要想说清楚或相对清楚地处理先锋文学这一理论和创作资源，颇有必要提出以下几点思考基础：第一，把过去的先锋文学（或八十年代的先锋文学）和当下的先锋文学（如果存在的话）划清界限，否则我们谈论任何先锋，都必将落入刚才提到的超级能指之中，从而耗尽所指的可能性；第二，我们进而需要哪怕只是从时间的维度上来确认“先锋之后”，而不是后先锋或新先锋，只有如此，我们才能不被八十年代先锋文学的巨大“财富”所拖累；第三，在具体的认知方面破除某些偏见和迷恋，解开某些话语圈套，打开文学讨论和批评的视域，由此获得一个全新的起点。或者说，是时候重构一种新的批评话语和创作实践来告别我们所习以为常的“先锋文学”了，这是它重启并且重生的唯一可能。
先锋也有过去时一提到先锋文学，人们总会天然地想到前卫、新潮、探索、实验等创造新可能性的词语，也即未来性，毫无疑问，这是“先锋”的题中应有之义。但作为一个词语，“先锋”同任何其他人类所命名的词语一样，其内涵的有效性并非无穷无尽，而是有定量的，也是受制约的。八十年代诞生的那一批文学文本，经过三十多年的阅读、阐释、辩论、淘洗、市场化，已经基本耗尽这一理论术语的内涵，再借它的名义去处理新文本和新问题，得到的最终只能是暧昧和模糊的答案。因此，我们有必要从这个词语的内部提出一种反对,创造一个“他者”，即“先锋”本身就包含有过去时态，先锋天生同样具备着“稍纵即逝”的危险，先锋文学自然也是如此。
基于这一思考姿态的一百八十度调头，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回看“先锋”，确认它在历史维度的位置和形态。曾经的先锋文学，在诞生之初就隐含着自己的参照物，一是针对十七年文学中的政治性、集体性表述，一是针对传统的、稳定的、具有延续性的文学系统，但今天再论先锋，其隐含的参照物却只能是先锋文学自身，犹如新一代的电脑系统必须覆盖上一代系统，才能启动，只有通过这种终结才能释放新的文学可能。这是一个文学的二律背反。因此，我们需要认识到，今天媒介上的各种所谓先锋，大都是借用了这个超级能指，而并非文学的实际征兆；甚至，因为先锋标签的滥用而伤害到了很多具体文本的独特性。
再者，借助文学史的视角，在承认八十年代的先锋已经是过去时的同时，也要承认当时产生的经典文本也会在新的评价体系里呈现出“落伍”的可能。这一点不难理解，许多八十年代产生重要影响、甚至是具有开创性的文本，放在今天的文学环境里，已经成了常规作品。它们的意义只有放在文学史和时代语境的框架下才成立，一但放开视野和提高评价标准，让它们置身于整个世界文学和现代主义文学的体系中，其先锋性荡然无存。
思维的偏见与迷恋长期以来，我们的认知都带有某些无意识的思维偏见，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就是当我们谈论先锋文学的时候，我们说的其实只是先锋小说，而不提先锋散文或者先锋诗歌，这已经因现实而成习惯，因习惯而成自然。但同为文学的门类，我们不妨设问，是否有过先锋诗歌或先锋散文？如果有，为什么它们极少被纳入到先锋理论话语和批评体系之中？如果没有，是因为它们从未进行过创新和实验，还是在这两个领域特别是诗歌领域，先锋已成本性，无须标榜？检索一下新时期诗歌发展过程，很容易能看到朦胧诗、第三代、下半身、口语诗等等，诗歌领域的各种“先锋革命”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兴起一波，诗人们的创作和姿态也远比小说家们“先锋”得多。把小说的先锋性等同于文学的先锋性造成了一种整体性的迷恋，即因为小说的影响力更大而认为先锋文学是一种可见的思潮，是必须具有一定规模的文学运动，哪怕这种规模是后设的。
当下的事实应该恰好相反，在这个时代谈论先锋，并不是谈论一种能够找到宣言、阵营、代表人物和代表作品的文学思潮和运动，而是于沧海之中发现那些幽微的星星之火，这些火未必燎原，但却显示了文学的多种可能性。这些可能性或许如海水里的泡沫，稍纵即逝，又或许只是体现出春江水暖鸭先知的某种特征。
另一个偏见就在于，我们总是在各自可见的层面谈论文学，对那些没有进入主流文学批评话语的作品无法见或视而不见。重启先锋的发动机,我们需要区分两种写作模式。第一种是在公开的刊物上发表或者出版，并且被一定的读者和批评家评论的文学作品，这是可见的先锋可能；第二种则是深藏在芸芸众生之中，那些民间的、底层的、匿名的写作者，他们有时因为未经规训，只是由着本心去写，反而创造了某种新鲜的东西。他们很难进入文学、阅读和批评的主流话语，但不代表他们没有提供新的可能性。我们或许永远见不到，但我们不能天然地就以为不存在。
还有一种潜在的观念亦值得重视，即把先锋仅仅看作是形式或叙事方式的变革，而忽略了内容上的革新。我们需要强调内容本身的先锋性，写什么和怎么写是先锋不可或缺的两面,过多地把先锋性附着于怎么写上，其结果就是抽空了文学的现实感和时代性，反而是一种面目可憎的陈旧。
先锋批评的话语圈套以上的几点不被厘清，我们谈论先锋的时候，就会落入话语的圈套，如同当年的先锋小说里的“叙述圈套”一样。要想摆脱这一魔比斯环式的圈套，我们就必须正面提出问题：做极端的形式实验就是先锋吗？写别人没写过的题材就是先锋吗？把结构弄得复杂，使用多声部、复调或各种文体并置就是先锋吗？又或者，在这个人人标新立异的时代，回到传统、回到现实主义，也可以看成是新的先锋吗？
这些问题同样要提给具体的文本。比如看起来是横空出世的金宇澄的《繁花》，它对于故事情节的消解、对日常语言和文学语言的修整、对于城市生活事无巨细的铺陈和描摹，都与这个时代追求故事好看、节奏明快、情节反转，甚至与追求思想深度相悖。但这部小说恰恰提供了在最基本的写作伦理中呈现先锋姿态的可能。如果我们用先锋话语那套体系去评价和阐释这部小说，就会发现它最具有“先锋性”的部分恰恰被遮蔽了。所以，仅仅是就“先锋文学”谈论先锋文学，我们依然是在圈套中打转，只有回到对文本本身的具体分析，才能发现当前文学中的幽微之火，而这些火可帮我们照亮许多角落。
编辑也先锋在固有的先锋文学话语体系中，作家和批评家是天然具有阐释权的两类人，而且他们的阐释具有强大的文学合法性；读者是后知后觉的，其他相关的人员则是被忽视和边缘化的。读者阅读文本，接受作者或批评家的指引，对其进行理解，如果说他们的参与还能因各种缘由而排除在批评话语之外，但另一种极其重要的力量被遮蔽则非常遗憾，那就是文学编辑。事实上，对文学生产流程了解的人都会承认，编辑在一部作品的形成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因此，要重启先锋文学这台机器，有必要引入编辑的批评话语，他们不但是第一批读者，甚至在很多具体文本上起到了一定的引导甚至指导作用。编辑对文本的选择和适当处理，以及编辑把某篇小说放在什么样的栏目、写怎样的编辑话语，都无声中影响了作品最终面貌和社会认知。
而且，与很多作家对先锋文学标签的暧昧态度不同，与批评家们完全没有机会接触无名的写作也不同，编辑们因职业特点对文学的认知更具有宏观性和体系性，他们常常更早一些感知到文学上的变化，并对此作出反应。这是值得更多
本文编辑：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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