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3月31日晚，第四十七期海龙果读书会海大分会于文新学院室如期举行。此次读书会的阅读书目为：《我的凉山兄弟：毒品、艾滋与流动青年》，由赵奕菲同学领读，欧阳霞老师、王志刚老师全程参与并点评。
“通过仪式”这一人类学术语由阿诺德·范·盖涅普最先提出。最早用来分析个体在不同生命阶段与社会的关联和转变。在这本书中，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去理解：
（1）对于诺苏年轻人来说，因为贪玩、吸毒，或为寻求各种机会而流动到都市，似乎变成了一种当代“男子成年礼”，而其所引带出来的剧烈社会变迁，则可视为宏观改革时期中国的过渡仪式。因此，作者将这种“成年礼”看作是一种属于诺苏青年的“通过仪式”。
（2）对于整个凉山地区来说，这种逐渐步入现代化的过程，也可以看作是一种“通过仪式”。但对于凉山社会来说，却是一条非常漫长而又艰辛的道路。
认识作者
刘绍华对疾病的研究是在台湾当记者时开始，由于她经历过台湾的艾滋运动，接触过男同志生老病死。她原本是跑政治线的记者，想要转移到医疗线和社会线。在此之前接触到很多NGO，帮助它们。
它们问刘绍华愿不愿意去柬埔寨，她就答应了。年，柬埔寨内战刚刚结束，刘绍华在那里看到更大的艾滋病问题。年联合国部队才进入柬埔寨，之前对于艾滋病的确诊很少，随着联合国进入，艾滋扩散很快，当年艾滋病的增长率是亚洲之冠。因此，刘绍华决定出去念人类学博士。
认识凉山
1.凉山彝族自治州，首府驻西昌市，位于四川省西南部。北起大渡河与雅安市、甘孜州接壤，南至金沙江与云南省相望，东临云南省昭通市和四川省宜宾市、乐山市，西连甘孜州。西南地区邻近“金三角”，使得海洛因走私在此区域方兴未艾。据估计，90年代走私至中国的海洛因，90%来自缅甸。海洛因便经由云南运送至中国内地，而坐落在川滇边界的凉山正好位于其中一条走私路径之上。
2.昭觉县地处大凉山腹心地带，是全国彝族人口大县。故事就发生在昭觉县的利姆乡。
问题意识
1.在这之前，中山大学人类学的创始人杨成志先生，在年独自一人进入当时称为“??”的现在的彝族地区，进行现代科学意义上的民族志调查，由此开创了人类学、民族学西南民族研究的先河。
2.后来，中国第一位民族学博士庄孔韶教授主要从出来的彝族年轻人如何染上毒品、如何戒毒来进行讨论。
3.在彝族社会特别是大小凉山地区，人们所染此毒和此病，都是在离开本乡本土、出去“闯世界”的过程中掉入泥潭和罪恶的深渊所致。
4.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昭觉县利姆乡这个个案，去试图理解一个非主流群体在社会、文化、历史变迁中脆弱性生成的时代过程，以及未来该何去何从。
现代化征程
诺苏人在短短半个世纪间，经历了三种迥异的社会生活形态，包括：年之前以氏族为基础的独立自主部落状态、年至年左右的社会主义集体公社时期，以及年之后逐渐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开放时期。
部落社会
1.凉山诺苏人在漫长的历史中一直是处于遗世独立的状态。诺苏人不仅长期盘踞着凉山，而且还经常掳走汉族人做奴隶。因此，在没有土司和黒彝的保护下，汉族人是不敢轻易来到这里的。
2.家支相当于汉族的宗族。汉民族虽然编纂族谱以记录历代祖先，但实际的日常生活中，子孙却只记得近期先人；诺苏人则是硬生生地记诵住所有祖宗。诺苏家庭教育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便是教导孩子（尤其是男孩子）背诵父母双系的族谱。因此，多数诺苏孩童在四到六岁左右，便可以背诵长达二三十代的系谱。其实这在潜移默化中也给这些孩子一种归属于亲属组织的暗示，他们是无法独立于家支社群之外的。
3.鸦片是在19世纪末在中国流行开来的。到了19世纪后半叶，由于需求变大，中国西南地区开始了罂粟种植。一直到年清廷开始严禁鸦片，于是罂粟种植产业就转入偏远的诺苏山区。在那时，鸦片对于诺苏社会来说无疑是种新奇的奢侈品，有钱有权的人才吸食得起。
“闯入者”
当一个有着自身运行规律的社群被外来制度从中介入时，这种外来的东西就好比是一个“闯入者”，它在带来“美丽新世界”的同时，也在潜移默化中破坏了这个社群原有的秩序。
年，中国共产党解放了凉山。一方面颠覆了传统诺苏社会阶层，另一方面将特定人士，也就是地方精英纳入到国家机器中，担任国家和人民之间润滑剂的角色。
当然社会主义计划的推行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考虑到族群冲突等诸多影响，直到年，国家才发动“民主改革”运动。而这场运动的标志性事件就是对当地“封建迷信”的废除，包括废止传统社会阶层，禁止任何家支活动、宗教仪式等。新中国成立以后，为改变旧中国民族成份和族称混乱的状况，自年起，由中央及地方民族事务机关组织科研队伍，对全国提出的多个民族名称进行识别。
加上原来已经公认的民族年共确认了55个少数民族成份。共分为三个阶段：-，-，-。凉山诺苏人也被创造了一个新族别：“彝族”。那么，长久以来，我们一直会被暗示，这些“未汉化”的少数民族是“落后”的族群，他们需要像孩童一样被教化。
在这种情况下，大量的卫生人员以及知识分子涌入诺苏。后来引入了人民公社的集体生活方式，在利姆，村落就是生产大队，大队下面又分了小组，每个人根据“工分”获得粮食配给。
但是当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的大饥荒到来时，这种制度的弊端并没有放过利姆这个边陲地区。紧接着，年文革的到来又给了诺苏传统社会致命的一击。像丧葬仪式、驱邪仪式都是需要冒着极大的风险秘密进行，一旦被发现，就要承受非常严峻的政治斗争。
跃入资本主义漩涡
上山下乡始于年，为了缓解城市就业压力，毛主席发出“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到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
它从20世纪50年代便被倡导，至60年代而展开，70年代末结束。进入70年代以后，开始允许知识青年以招工、考试、病退、顶职、独生子女、身边无人、工农兵学员等各种各样名目繁多的名义逐步返回城市。年后，绝大部分知青陆续返回了城市，也有部分人在农村结婚“落户”，永远地留在了农村。
据统计由于各种原因滞留农村边疆的知青约有数十万人。这场运动改写了一代人的命运。也正是这批下乡知青在担任利姆乡的医疗培训人员、赤脚医生、学校老师和干部。但是当80年代初中国的知青移民潮大逆转时，农村的卫生情况便面临重大挑战。
因此，当90年代，中国其他地区的经济发展更加蓬勃之际，凉山的发展问题反而日益恶化，可以说它们又一次被甩在了现代化的道路上。但是作为诺苏人来说，他们又有一套自己拥抱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路径，那就是定期集市的兴起。
利姆集市成立于80年代中期，一般是十天一场，逢9为赶集日。这样的定期集市也产生了三个显著的影响：
首先，频繁使用货币带来新的经济思维，对地方道德经济造成相当程度的质变。近来有关凉山诺苏企业的研究也显示，现今市场的驱力使得传统的道德经济变得很不稳定，削弱了亲属认同的影响力。
其次，人们在赶集日寻人、见朋友、逛市场。来自四面八方山区的人都聚集于此，交错出新的身份认同与阶序。
最后，市场化及商品化扩展了当地人的欲望，尤其是年轻人。
市场上形形色色的人和琳琅满目的商品，打开了利姆农民的眼界，让他们得以一窥在村落、诺苏世界甚至中国之外的世界是什么模样。
扭曲的成人礼
1.“新兴成年礼”
“成年礼”这个人类学术语中属于“通过仪式”的概念，有助于我们去理解20世纪80至90年代诺苏青年前赴后继的外移现象。对于诺苏社会来说，一般过了30岁就被视为逐渐进入老年期，不再是青年了。
因此，对于15至30岁的诺苏男子来说，他们身上天然的具备一种“斯巴达”式的尚武精神。而流动性可谓是诺苏社会公认的男子气概与勇气的精髓，利姆人都认为那些有胆识向外探索的年轻人是最勇敢的。所以从一种隐喻的角度来说，诺苏年轻人因为贪玩、吸毒、或为寻求各种机会而流动到都市的行为，其实就是一种当地的“男子成年礼”。
于是，在利姆就出现了一种很诡异的道德中立观，当地人并不怪罪这些年轻人在都市里做坏事，甚至是坐牢。反而把这些经历当作是难忘的学习经验和谈资，是一种见过世面的表现。
2.流动与探险
据统计，年以前，利姆盆地有超过70%的年轻人都至少跑出去过一次。而通常这种出走又是短时间的，像是种“巡回式迁徙”，除非缺乏回程旅费，不然多数青年每次外流两到四个月左右，便会返家，有机会时再出去。
3.毒品经济
之前提到过在传统的诺苏社会，鸦片是财富与地位的象征。在不少老一代诺苏人眼中，鸦片并非有害物质，甚至认为鸦片可以让他们维持健康活力，有助于干农活儿。
因此，这种对鸦片的正面记忆传递到诺苏年轻人这里，就很自然的让他们忽视了海洛因的成瘾效力，并将之接纳为一种时髦的奢侈品。那么当这些返乡青年回到利姆时，不少人就做起了贩卖毒品寻求致富的中介生意。甚至有些年轻人在都市没有吸食海洛因，但在返乡后也难逃吸引而接触。
草根禁毒史
1.社区运动与跨乡运动
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的十多年来，禁毒一直是利姆乡最重要的议题。这个运动是由当地诺苏农民自动发起，其后受到各级政府的鼓励与介入。
利姆乡第一波的禁毒运动是由木哈村某社在年发起。该社的社长名叫勒伍木牛，当时采取了最原始、严厉但最有效的办法在家支中禁毒，就是捆绑吸毒者与毒贩的手脚，殴打教训不服从者，并且实施连坐制度（几户人家为一组）罚款。在当时取得了颇为卓著的成效。
不少村落开始仿效木哈村，共同举行禁毒大会。（照片禁毒仪式）要求宣誓者喝下掺了鸡血的白酒，这是诺苏文化中的重誓，意味着咒誓封存于鸡血之中，成瘾者再犯戒的话，就会遭受神灵的严厉惩罚。
年，利姆乡民开始与邻近的哈古乡联手展开更大规模的禁毒运动，成立联乡民间戒毒协会，也是中国第一个草根反毒组织，但其背后的治理逻辑和思维依然是建立在亲属关系之上。
协会请各家支头人推荐8到10位男性志愿者，负责巡逻、逮捕吸毒者和毒贩。
2.挑战现代的传统
虽然禁毒协会在初期取得了一些成效，但后来县、乡政府都把这个吸引眼球的协会成就当作自己的政绩。但是，协会从政府部门获得的财政支持却少得可怜，营运经费主要是依赖对吸毒者和毒贩的罚款。
更槽糕的是，协会执行禁毒工作时，可能与当地武警产生竞争关系，无意间踩到政治地雷。因此，戒毒协会成立后不过两三年，其成效便一路下滑。
诚然，草根社区的介入方案，初期确实可能产生某些效应，但最终常因问题的严重性远超过地方实际能耐，导致社区组织瓦解，协会仅是一介平民组织，却具有执法权力；但它又缺少政府机构的合法性与资金来源以维系运作，这些因素使得协会的角色异常尴尬。
其实，如果我们从利姆社群的本质出发，会发现这个社群的一切社会行为的基础就是以家支为联结的亲属关系。
包括禁毒协会在内，这种传统的诺苏社会法则都是本着群体利益超越个人利益。但是一旦这种力量在现实中愈加壮大，国家就很难不去考虑其是否会对国家权威构成潜在威胁。因而，草根禁毒运动的失败其实在一开始就是具有悲剧色彩的。
挣扎的个体与女性
本书中四兄弟的故事极具典型性的既呈现出亲族团结的巨大力量，亦指出亲属角色在介入海洛因和艾滋问题时的局限性。
1.马海古者
马海古者年时已33岁，已婚并育有四子。经营酿酒坊、猪肉摊和烧瓦窑，在利姆称得上相当富裕。古者看起来过得挺不错，但他的妻子却不时抱怨家用不足。利姆的已婚男性通常认为只要一点小钱就足以养家糊口，剩下的现金就用来满足自己的需求，和兄弟、好友一起吃喝玩乐。
古者每晚都跟兄弟们窝在他摆放流动猪肉摊的小屋里喝酒吹牛。自从得知自己染上艾滋后，古者便要求兄弟们每天帮他买酒、杀鸡。后来他在年年底，投入一名汉人承包商的建筑工地计划，当起工头，一度认为自己身体里的艾滋不见了。但是年9月，古者还是因为艾滋而与世长辞。
2.曲比木嘎
年木嘎26岁。他出生于毕摩世家，本应以成为毕摩为职志，但他却经常往返于利姆与都市间做小生意，想要努力赚钱，早日过上和汉人一样的现代生活。木嘎戒毒成功，得力于他超乎同侪的自律、药物治疗与对传统信仰的坚持。
3.马海布都
最常滋事生端的一个。年28岁，16岁就开始使用海洛因。家人和兄弟们多次尝试帮助他戒毒，但都不了了之。布都说得一口流利汉语，他的语言能力显示他在都市里的生存本领。
年年末，布都在南京破门夜盗时，看见警察便匆忙地跳窗逃跑，闪到了腰，于是返家休养。布都康复月余后又再次闯祸，他从湖南省某拘留中心打电话向木嘎要钱。布都在偷窃被逮捕的过程中以小刀刺伤警察，结果自然被警察狠狠地修理一顿。
4.贾巴曲铁
年，曲铁30岁。曲铁内向沉默，大家都认为他有点儿“娘娘腔”。反之，曲铁的妻子却颇有阳刚气质，身材精壮、外向热情，在大家眼里像个男人。
曲铁搬到利姆三年后开始吸毒。直到年8月，曲铁跟着一名村里的工头到成都的建筑工地打工，从那时起，曲铁陆续外出打工多次。
在利姆，刘绍华的性别角色类似于跨性别者，此种介于两者中间的性别角色多数时候有利于我的研究。但是，这种模棱两可的社会性别位置，在她试图研究当地女性时，反成不利因素。
1.尔吉阿西
女吸毒者，刚从成都回来。是木嘎的邻居，她贪玩、外向，也不受娃娃亲的束缚，和不同男性交往。以当地标准看来，这些都是不检点的行为。年秋，阿西和几名男性友人一起吸食海洛因，被警察当场逮捕。被送往勒戒所，从此没了下落。
2.海来阿噶
阿噶讲得一口流利汉语，部分归因于她长期的都市经验，她跟随海洛因成瘾的丈夫在成都贩毒。阿嘎就像许多利姆的男性同侪一样，希望拥有更好的物质生活，而且为达目的不计手段。
3.阿牛阿依
阿依跟多数诺苏农村女孩一样，从小就被父母订下“娃娃亲”，阿依的未婚夫也在外地闯荡。随时可能跟着男性外移，在探索的过程中，有接触海洛因或感染艾滋的风险。
4.曲比阿芝
是木嘎的妹妹，年20岁。阿芝与丈夫一起生活过一年，因为双方生活经验和对未来期许的分歧，阿芝在年跟丈夫离婚。年跑去广东打工，后返乡。
香港大学社会学教授潘毅在关于“打工妹”的研究时，描述年轻农村女性在青少女到结婚前这段期间，将离开农村来到城市工厂打工的经历，视为摆脱农村甚至婚约的自由实验。
她们渴望拥有社会与经济上的自主权，而这通常跟她们想离开男人的意图有关。
例如，年夏天，27岁的伍果带着两岁大的女儿，在成都火车南站贩毒。伍果的丈夫因为走私16公斤的海洛因，年被处以死刑。伍果希望通过贩毒赚钱，好逃离转房（嫁给亡夫的弟兄）再婚的压力。
同样是带着女儿的阿米，也是为了离开海洛因成瘾和感染艾滋的丈夫而前往成都。阿米的丈夫耗尽家中积蓄吸毒，还经常逼着阿米赚钱供他解瘾。年年中，阿米开始服用政府提供的抗艾滋病毒药物。
但年夏，阿米的健康急剧恶化，阿米和她的小女儿很快地被送回利姆，返家隔天，阿米就过世了。
从这几名女性的个人故事中，可以看出新一代年轻女性对个体性的新兴向往和坚持。
中英项目失利
年12月，由英国政府国际发展部门资助的“中英项目”正式与中国政府合作，开始在利姆及四川、云南的其他地区成立疾病防治计划点。
然而，年首次大规模验血五年过后，合作项目拟结束利姆乡的援助计划时，当地的艾滋状况却不见好转。
1.医疗现代化
国家企图透过医疗现代化与社会主义集体化，以科学知识取代诺苏传统的医疗实践。20世纪60年代，刚才提到的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与当地农民被训练成为赤脚医生（半农半医，68年出现一词，85年改叫“乡村医生”）。
但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一方面“四个现代化”（工业、农业、国防、科学技术）的口号又将这批知青召唤回了大城市。另一方面，集体计划经济结束之后，合作医疗也面临解体，不仅让无数的赤脚医生一夜之间失去工作，而且全国有将近9亿的农村人口失去了基本卫生保健服务。
2.政府部门间的竞合
市场改革促使地方政府部门密切
本文编辑：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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