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甘汉生
作者简介:甘汉生，年12月生人。年3月入伍，原第师炮团战士，新闻干事；师政治部宣传科干事，文化科副科长；年转业，曾任徐州人民广播电台记者，新闻部主任，副台长：双拥杂志总编辑。年，离岗休养，年退休至今。
我的第一位首长作者｜甘汉生
这些年，每逢遇到当年一个部队的战友，或看反映部队生活的影视，不论闲暇，或者忙碌，我总想着一件事：去看望我的第一位首长。尤其是退休以后，这个想法越来越强烈，越来越迫切。每逢遇到战友，我就打听他的情况，转业后安排到什么地方什么单位；身体好吗，他的一家生活过得好吗；子女着落都好吗等等。打听的结果，只是得知他转业到了湖北武汉鄂城，哪个单位也没谁说得清。为这事我开始着急了，郁闷了，犯愁了。总得知道老首长现在何处定居，总得知道哪怕他的一个子女的地址和单位呀！但我没有一点信息。前几年，我模模糊糊听说，老首长转业在湖北鄂城钢铁公司工会。于是，我几年都不用纸信笺写信，也重新拿起笔，给鄂城钢铁公司工会写了一封求助信，向他们打听老首长的信息。一周后，我收到了贵公司工会的回电：多方查询，没有这个人的信息。我更没底了。几十年过去了，怎么办呢？越是没有老首长的信息，越是想念，越是想早一天见到他！心，被思念吞噬着！五十多年前的年3月，我刚离开学校的大门，就被一列黑皮闷罐车咣咣当当地拉到了几千里开外的北国长白山麓的一个名叫北崴子的小山村，从此拉开了我军营生涯的帷幕。如果不是军营，我可不成了闯关东的盲流。离家千里遥远，父母不在身边，没有一个亲戚朋友，除了一起入伍的老乡之外，出门看到的人不少，清一色的绿军装，红帽徽、红领章，却没有一个熟面孔。更不要说军营的干部里面有沾亲带故的亲戚熟人啦。选个好兵种，好差使，学门技术，图个清闲，想找人说情，我是两眼一抹黑呀！入伍前，父亲对别人夸口，说：“我儿子到了部队，用不了五年，至少干上个排级干部。”而我，则不这样想。文化大革命闹了这么多年了，在家也没学上，到部队几年，总比在家当“逍遥派”，游手好闲强。到部队弄两三年回来再上学，就是考大学也有了资本。抱着这个念头参了军。既不想找门子，又没有奢求，这就是我入伍最初的心态。好事却在此刻落到了我头上。我被团政治处主任，团里排序6号首长的高展鹏点名抽到了政治处。当时团首长的排序是：团长1号、政委2号、副团长3号、副政委4号、参谋长5号、主任6号、副参谋长7号、副主任8号。那是我到部队的第二个月，一天，部队干部战士集合在大礼堂，召开大会，传达沈阳军区命名珍宝岛十英雄文件，号召全区部队干部战士迅速开展向十英雄学习活动。团长主持会议，政委宣读沈阳军区命令。其中一项议程是战士代表发言。因为在新兵下老连队的一次大会上，我曾代表新兵在会上发过言，这次被推为团直属连队代表在大会上发言。大会主席台后方，十面鲜红的大旗分列左右两侧，台中间铺着墨绿色桌布的会议桌整齐地横摆在舞台上。舞台右前方设有发言席，话筒摆在上面。礼堂后方一条红底白字的标语“向珍宝岛十英雄学习，加强部队全面建设！”十分显眼。各单位入场后，就是排山倒海声势的拉歌，值班参谋宣布部队全部坐下，随着“刷”的一声，礼堂安静下来，继而庄严肃穆的气氛笼罩了整个礼堂。我被叫到了准备发言的前排坐下来，连大气也不敢喘，心扑通扑通跳得声音似乎都能听到。我不敢乱看，只是低头看准备好的发言稿。一天前，排长郑海龙告诉我：“明天，团里开大会，你代表团直单位新兵上台发言，好好准备准备，排里就不安排你其他工作，往好里整呀！”上午，我找来近期的《解放军报》、《前进报》，了解十英雄的事迹，却一张纸还是空白。下午依然没写半页纸。晚饭后，我着急了，不拿出讲稿，明天怎么上台呀！我到饭堂的角落坐下来，铺开16开大的信纸，写起来。此刻我只想英雄和老毛子战斗的情景，想着我们如果在战场该怎样。有人进了饭堂我眼皮也不抬，甚至不愿搭理。直到三班岗换岗，总算写了四页半纸，估计有字。我从头到尾小声念了一遍，又仿照大会发言的样子试了一遍。才交给了还在等审稿的排长，由他再交给团里把关的干事。开会那天一起床，排长就把讲稿还给了我，说：“通过了，好好准备准备。轮到你，大大方方上台，别慌，别出错。”“下面是团直属单位代表发言。”团长没提我的名字，我正在犹豫，排长在旁边指着我，要我上台。我忙站起来，从舞台下方的一个侧门上台。一慌张，被凳子腿绊了一下，差点跌倒。我满脸通红向舞台走去，主席台上的一位中等个首长迎面向我走来，微笑着对我说：“别慌，沉着，你一定能行。”他的口音我分不出来，反正不是东北话，也不是普通话。我也不知怎么应答，只是朝他点了点头，就走向那个发言的高台子。台子被一层墨绿色的灯芯绒布遮盖着，上面的话筒缠着一层红绸布。我看到，前面发言的同志，有的发言前还用手轻轻敲打敲打话筒的顶端，大概是试试话筒响不响。我顾不了那些，往讲台上一站，向台下敬了个礼，就开了腔。“首长同志们，战友们......”刚拉开栓，没讲上几句，我便觉得嗓子发干，嘴开始打骠。毕竟长这么大，我是第一次遇到这样大的场面，面对成千的军人。我暗暗提醒自己：别怕，拿出自己的本事来，你在学校宣传队演出的胆子哪去了？表演对口词的腔调哪去了？照着稿子，不急不躁，一板一眼，带上感情，往下念，豁出去了。还好，接下来嘴也不打咯吧，讲稿念起来也自如了。记得讲稿结尾，我拽了几句词，“烈士的业绩与天地共存，烈士的精神与日月争辉！”那是我从淮海战役烈士纪念碑碑文上抄过来的。上初二时，语文老师经常给我们推荐精典文章，其中就有这篇碑文。我抄写的本子，让我装进挎包带到军营，没想到竟然在这里派上用场了。我发言完了，站在讲台上向台下的战友敬礼，走下讲台，又面对主席台上的首长敬礼。台上台下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我想：我的发言一定没出错，一定成功了！我走回我的座位，好一会还有掌声。我趁没人注意，抬头向主席台看去，我看到刚才那个鼓励我“一定能行！”的首长，正和他临座的首长，宣读军区文件的政委耳语。还微微抬起右手，向政委指了指我。他们是在说我吧？如果是在说我，他们会说些什么呢？我慌忙低下头，生怕让他们看见我在窥视的动作。心里却不由得揣度开来。大会之后，大概不到一周，排长郑海龙把我叫到办公室，对我说：“团首长决定，把你调到团刚组建的典型组，哪里几个人都是参谋干事的，就你一个战士。到了那，既要干好首长交办的工作，又要做好服务工作，别忘了你是团警卫排的战士，而他们的小腿都比你的腰粗。”就这样，我开始到离我所在单位团警卫排南面不远的一栋大楼去报到。原来，我每天都要服从排里的安排，或训练，或出公差，或去菜地劳动，或去站岗执勤......现在，是吃住仍在排里，上班却按点到被官兵称为机关的大楼去，到三楼一个朝阳的房间报到。那个房间就是“典型组”的办公室。典型组的任务是发现团里军训、行管、后勤、爱民等各方面突出的干部战士，帮助他们总结经验，撰写他们的经验材料，宣传推广他们的经验，同时，把他们的经验材料上报到师，写成稿件寄给军区《前进报》，《解放军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及地方新闻媒体。当时典型组归团司令部，我成了司令部的一个兵。一天，司令部的作训参谋李延芳对我说：“本来政治处想要你的，参谋长请政委出面，把你从高主任那里弄过来了。”我想，那天大会上高主任和政委耳语，大概就是要我到政治处吧！既然首长这样重视，我得干好呀！可我担心自己整不出典型材料，我只是写过作文，整材料可从来没有过。越是怕，越是给我任务。这天，司令部副参谋长黄锦林，交给我一个任务，让我去指挥连帮助副指导员王海廷写材料。王海廷是团直指挥连的副指导员，他帮助驻地北崴子生产队，开办夜校，既让年轻社员学习文化，同时又学习毛主席著作；节假日带领战士开展助民劳动。北崴子生产队面貌大为改观，受到蛟河县革委会的表扬。师政治部知道了，催着让团里把王海廷的材料报上去。这任务竟落到了我头上。我真犯了愁，长这么大哪干过这种事呀！还不如让我去抬大筐呢，杠子一上肩，一声“起”，抬起来就走，多痛快。整材料的活，之前听都没听说过。王海廷，我又不认识，就是从身边走过，都不会打招呼。又是连级干部，高我三级，(班排连，我自己认为。)我怎么去给他整材料。更难得是，从哪里下手？整什么样的材料，哪方面的？我真像面对一团乱麻，左手扯，右手拽，扯来拽去，总也理不出头绪。三天多的时间里，一放下饭碗，我就跑到典型组办公桌上，翻报纸找资料，想从中找到救命的稻草。嘴上烧起了火泡，透明发亮。鼻孔里也起了泡，用手轻轻按一下，生疼，从里面呼出的气都是热的。一天下午，临到下班时间，大家开始陆续下楼，或去食堂或去宿舍。我还在办公室发愣，不知该下班还是再等一会，想等大家都走光了，自己再走。免得被人问到“整得怎么样了”时，现出无言回答的尴尬。正在这时，办公室本来虚掩的门，被轻轻推开了，接着走进来一个人。是被称作六号首长的，团政治处主任高展鹏。到典型组几天了，我知道了，他就是那天大会发言前安定我“别紧张，你能行的。”那个首长。知道了他的名字。他对我笑了笑，说：“小甘，该下班吃饭了，还不回去？回去晚了，排里炊事班给你留饭吗？”我不知该怎么回答，心想：整不出王海廷的材料，哪有心思吃呀？嘴里却说“给留。”大概是听说了给留吧，高展鹏主任说：“坐吧，坐吧。”我猜他要和我聊“到机关喜欢不喜欢？想不想留下来？”的话题，告诉我他本想把我调到政治处，最后到司令部抓典型，典型组是团首长直接抓的等事情。可是，他一字没提他把我要到政治处，却调到典型组的事，好像他一点都不知道。他知道已经有同志告诉我前后过程了吗？大会上他和政委耳语的内容都是为了调我，我也知道了吗？我猜错了，高主任压根没说我调到机关的过程，一字没说他怎么和政委请示，要把我调到政治处的事。而是问我上学的情况，上几年级，是初一还是初三。在我们这批兵里，学历上填“初中”毕业，可具体情况是有初一的，有初二的，也有初三的。即使“高中”毕业，也是如此。我一一回答了高主任的提问。他不紧不忙地对我说：“写典型材料是一件不容易的工作，但你不要畏惧，不要怕。一开始可能摸不清头绪，不知从哪开始。时间长了，写的多了就好了。”他说到这里，给我介绍了团里走出去的李明永、薛景山等笔杆子。那几年，李干事写吉林市油脂化工厂的典型材料，把油脂厂宣传到全国各地，厂长刘声成了全国响当当的模范。“他们都是从我们团出去的笔杆子，一开始，也不上路，时间长了，就成了。我看，你有基础，能练出来。现在的关键是，你不要怕，对领导交给的任务，要大胆接过来，勇于承担。一定不要在任务面前直摆手‘我不行，我不行。’哪一个成功人士不是从不行到行的，都有个过程。当然，应该通过努力，锻炼，尽快缩短这个过程。我已听说了，在接受王海廷的任务面前，你没推脱，很好吗。我带来几份典型材料，你看看，学习学习他们的写作路子，从中悟出些带有规律性的东西。”说着，高主任把早已准备好的几份“政工简报”递到我手里。我像一个在深水里憋闷了许久的溺水者，突然被人从昏黄波动的水中拉出了水面，顿时呼吸畅通了，舒服清爽；眼睛睁开来，清清楚楚看清了周围的山山水水，树木和花草。我怯弱地回答高主任说：“那好，在交办的任务面前，我不推脱。可能不能让首长满意，我就不敢保证了。”他笑了，说：“敢于接受任务，只是第一步，接下来第二步，是努力完成，第三步是出色完成。你想，哪有不付出心思，就能轻易完成的任务；只要你付出了心思，经过了比别人多出好几倍的功夫，你一定有出色的成绩。有句话说‘天道酬勤’是吧？”我慌忙回答：“是，首长，我懂了。”实际上，我是懂非懂，仅仅记住了“任务面前不推脱”和“天道酬勤”。当天晚饭后，我就钻到饭堂，看起高主任给我的3份“典型材料”，都是出席“沈阳军区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代表的先进事迹报告材料，其中姜德胜，李双印是我们团的，另一个是其他团的。我被他们的事迹感动着，也熟悉了典型材料是个什么样子。第二天，我就去了团指挥连，找到了王海廷副指导员，听他介绍在东崴子支农的事迹。他讲我记，他一会讲办学习班，一会讲助农劳动，一会讲连里如何支持，不管他讲到哪里，我都拼命去记，生怕落下任何一件事情。16开的笔记本，我竟记下了20多页。接着，我把记下来的文字，看了一遍又一遍，从中挑出觉得能反映王海廷先进的部分，又组成新的东西，加上王海廷的认识和体会，最后成了一篇16页的典型材料。之后，经政治处的黄玉坤股长修改，（几乎是另起炉灶。）报送到师政治部。这事过了不久，我还没写第二篇材料，就有了新情况：师军机关发出指示：不允许机关随意设立新的机构。我把笔记本和高主任给我的几份政工剪报装进挎包，准备回到原来的班排，当我的普通战士。恰在这时，团政治处宣传股王兴余股长，找到我，说：“典型组撤了，你到我们宣传股来吧，主任已经决定了。”从那时起，我留在政治处机关，到了宣传股，跟曹振印、盖玉山等干事写新闻报道。到了年底，又传来上级指示：“不得从基层抽调战士，抽调的战士一律回到基层去。”我再一次面临着回原单位。这期间，团政治处有四五个从基层连队抽调来的战士。团党委决定：既要落实上级的指示精神，又要加强宣传报道的力量，政治处的战士最多不能超过两人，编制在电影组。谁留谁走，最后就由处里主要领导拍板了。记得当时部队在蛟河县的海青沟疏散拉练，政治处也是全员跟部队行动。年的春节到了，海青沟四周的大山森林，都披着洁白的大雪，平地雪深能没人大腿。气温在零下二十八九度。连队拉练，天刚蒙蒙亮战士就起床，眼睛迷迷糊糊，就背起背包，带上武器，开始一天的行军。到了晚上回到驻地，棉衣都成了冰甲，硬梆梆的。战士背包一放，往炕上一趟，不一会，就响起了呼噜声。政治处领导决定热热闹闹过春节，节后再让抽上来的战士回各自的连队。年二十九，高主任把我们几个战士叫到一起，说：“你们不要心慌意乱的，安心过年。走留都是战备形势的需要，都要服从组织的决定。来来，我们帮老乡写春联贴春联，欢欢乐乐过大年。”他事先已安排电影组的同志准备了红纸、毛笔和墨汁。我们这些战士中间，有三个是高中生，我和小陈是初中生。一开始，我觉得有一两个高中生写，就行了。没往上凑，在一边呆着。高展鹏主任发话了：“都到宣传股住的老乡家来，大家一起动手，每人都要写副对联，凡是我们政治处住的老乡家，都给换上新春联。”我到宣传股住的老乡家时，另几个战士正在忙乎裁纸、调墨。炕上炕下都是人，都等着写出的对联，好给老乡家去贴。高主任招呼着：“谁先动笔？来，来，你们几个中学生先来。”实际上，是让我们几个战士先开始。轮到我写了，写什么内容？用什么字体？好一会，我没有动笔。前几人，有的用行书体，有的用楷书，内容吗，高主任说了不怕重复，给那么多家老乡吗，重复了也没关系。此刻，我想起了一副对联，是自己家贴过的。“向阳门第春常在，勤俭人家福满门。”楷体，行书，他们用了，我用隶书。文革期间，学校停课，学生闹派性，打砸抢，乱哄哄的。我父亲怕我乱来，不让到外面去。我就找来报纸，杂志，看完了，就照着上面大标题写毛笔字，当时喜欢的字体就是隶书。这次，我就用它写春联。上联还没写完，屋子里就传出了赞扬声“吆，小甘能写隶书，不错，不错。”“我们要这幅，我们要这幅。”高主任向我发话了：“既然都喜欢你写的，那你就多写几幅吧。”“任务面前不推脱。”他曾对我说过，我这回就不能说“不行。”我又写开来，一连写了5幅才住手。我们5个战士共写了10幅，我写的占了一半。我看到，在我们写春联时，政治处的几个干事在忙各自的手头活，有一两个站在书写的案旁看我们写。而高主任始终站在书案旁，看着我们每一个战士写春联。还不时地，为我们铺平案上的红纸，两只手掌都被染红了。春节过后，政治处宣传股王兴宇股长分别找我们5名战士谈话，接着举行了一个简单的欢送会，送走3名回连队，而我和一个叫杨育文的留了下来。杨育文负责摄影，我继续跟曹振印干事，盖玉山干事，搞新闻报道。转眼工夫，我们入伍就是一周年了。在报道组，我写的稿子没有几篇登报上广播，但我跟着两个老同志下连队采访，就很留意向他们学习，如何提问，如何深挖，如何写成新闻稿，我总是默默地想，悄悄地总结。他们写出的草稿让我复写，常常是一篇稿子复写四五份，然后组成篇，用订书钉订整齐，再一份份装进大信封，照他们提供的地址，一一写上，最后送到团收发室。这期间，和我同期入伍的连队战士，有的已经入党，还有的竟然提干。我在警卫排的同期入伍战友，也有人入了党。我就想，都说机关兵进步快，我却落后了。也许是高主任猜到了我的“活思想”，他说也没和我说，便开始了对我入党前的准备工作。一边让宣传股长和我谈心，了解我对入党的想法和计划，让我写入党申请书；一边安排专人对我进行“外调”。第一次去我家乡沛县调查我情况的是三营书记李长江，当然调查结果他是不会和我说的。我自己心里一开始也踏实，读书期间，从小学到初中三年，一直是优秀生，担任学生干部，文革期间没参加过“打砸抢”。父母都是老实巴交的工人农民，几辈子的贫农。政审不会有问题的。可是，李长江外调回来三四个月过去了，还没有让我入党的动静，没人找我谈话，更没让我填写“入党志愿书”。在我焦急之时，却传出风声“小甘的父亲有历史问题。”一时，我懵了，怎么会呢？我知道的，解放前我父亲是汉口国民政府军政部被服厂的一名炊事员，武汉解放后，在父亲的要求下，回到了老家，一直安心务农。历次政治运动，都没涉及到。我年5月，就在学校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这回怎么会出现“历史问题”呢！如果真的是这样，别说入党了，恐怕要很快复员回家！我背上了沉重的思想包袱，平时总是挂着满脸笑容的我，现在总是“阴云密布”。高主任看出我背上了思想包袱，直接找我谈话：“你不要有压力，应该积极向组织反映，向组织说清楚。有历史问题搞清楚了，也好下结论，没有更好。你要相信组织，一定会搞清楚的。”我什么也没说，我心里也没有了底，好像自己一时成了“黑五类”之子。大约过了3个月吧，又有一批预提干部需要外调。这次高主任安排政治处群联干事甄国清去外调，并交代：“用用心，把小甘父亲的历史问题调查清楚。”虽然我和甄干事很熟，一个处里上下班，他去外调，我自然高兴。但心里还是忐忑不安，默默念叨“可别有问题呀，可别有问题。”半个月后，甄干事回来了，向高主任汇报外调情况。其他几名的情况很快就解决了，而我父亲的历史问题，仍没弄清楚。甄干事说：“他父亲年纪快70岁了，身体又不太好，耳朵还聋，经历的过程想不起来了，时间地点都记不得。回答问话，要吗所答非所问，要吗扯东道西。要搞清楚真的很困难。”我想这下完了，团里符合入党提干的同志多去了，又不是只我一个。父亲有历史问题，谁还稀罕你。我甚至不抱什么希望了，任谁入党提干去吧，不干我的事啦！这年底，我被抽调到师政治部文艺宣传队，离开了团政治处。虽然入党的事不去想，但“父亲有历史问题”，像一层厚厚的乌云，遮罩在我的头上。这次到师政治部文艺宣传队是排演革命现代样板戏《沙家浜》，被选调去的干部战士，都是笑逐颜开，而我却有满腹的心思：离开了团政治处，谁还去管我入党的事，谁去揽下我父亲的问题，最终去弄清楚？不弄清楚，我的进步不就停摆了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况且又是乱麻一样的事，想甩还怕甩不开呢！想也是白想，那不是我个人能说了算的。就老老实实投入到排演中去吧！到了年7月，随着我们排演的《沙家浜》演出的成功，和不断掀起的热潮，宣传队党支部准备讨论研究吸收新党员。一天，支部委员，干事董广仁找我谈话，问我对党的认识，和对入党的要求。那一刻，我几乎是眼噙着泪花，听完董广仁干事和我谈话的。原来，团政治处在两个月之前，又一次安排专人去外调，一定要弄清我父亲的“历史问题。”这一次外调的同志，找到生产大队的主要领导，党支部书记，坐住了解，抓住主要环节，找到证明人，最后形成了情况证明。关键问题在于我父亲所在的被服厂是属于国民政府军政部管辖，类似我们的军工厂。因为上面是军政部，使我父亲这个在被服厂食堂的炊事员，就有了“干过国民党”的污点。外调之后，团政治处统一了意见，“上面可以决定工厂的任务，生产项目，但他本人毕竟是工人，不能因此影响子女的入党和进步。”随后，团政治处把这次的外调材料派人送到了宣传队主要领导。年8月10日，下午，在师政治部会议室里，我和另外4名同志，站在鲜红的党旗下，把右手握起的拳头，举在了肩头，庄严宣誓“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泪水从我眼眶一滴滴流下来，湿润了脸颊，津舔了嘴角。此时，我想到了今后该如何为党工作，做党的好战士；说实在的我还想到，比起我加入少先队，加入共青团，我的入党太曲折，太难了，如果不是团政治处的高展鹏首长，恐怕早被甩到九霄云外去了，是他坚持党的原则，对战士的政治生命高度负责，才有了一而再，再而三的外调，有了明确的结论，我才走进了党的大门，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在师政治部文艺宣传队断断续续一年半之后，我回到了原部队。是回原来的团警卫排，还是回哪去，我正不知所以，高主任好像早有考虑，说：“四连是四好连队，让他到四连去吧。”这样，年7月，我到了四连。时任连长是梁广才，指导员是刘军。这是一个整编的85加农炮建制连队，干部战士一共不到人。3个排，9个班，我被分到二班。每天跟大家一起，天不亮就手忙脚乱地起床列队出操整内务，整队唱歌进食堂，开始一天的训练，集合走向炮场，操练，拉开炮栓，装填，挖助锄坑......每天都重复着同样的内容，我和战友一起每天重复着同样的动作。休息时，和老同志聊家常，当时四川籍战士较多，就管闲聊叫“摆龙门阵。”战友常常围着我，听我讲宣传队的见闻。很快，就和大家混熟了，他们也不疏远我是机关兵了。在四连过了3个多月，我像进了一次军事教导队，得到了军事生活和技能的全面锻炼和提高。年底，团后勤处调我去画营房平面图，我都不情愿去，刚算安稳在一个连队，也习惯了连队生活。年11月的一天，我们画营房平面图的房间，来了一位战友，他是来看老乡的。他们聊了起来，来者说：“下午全团大会上，团政委宣读了师党委的任命决定，咱们团有4人由战士提拔干部。”问：“你能说出谁吗？”来者说出了3个，另一个他说：“记得他的姓很少见，名也格得。姓什么来着，好像姓甘。”他老乡指着我说：“我们一起画图的他就姓甘，叫甘汉生。不会是他吧？”来者吞吞吐吐说：“名字我想不起来了。”我在一旁暗暗地想：“据我所知，全团姓甘的目前就我一个。难道是我？我会提干？当时提干一般要经过政审、体检、谈话，3个环节，而我除了政审，是半年前的事之外，体检和谈话从没谁找过我。不会是我！”回连队吃晚饭的路上，远远就有战友迎上来，说：“告诉你个好消息，你提干了。咱们营就提你一个。”这回一定是真的了，我既高兴，又不敢相信，入党都这么困难，还能提干？不是在做梦吧？饭前，连指导员刘军把我叫到办公室，高兴地对我说：“小甘，祝贺你，你提干了，今天下午，政委在全团大会上宣布的。你要到团指挥连任司务长了。”我一边说感谢指导员对我的关心和照顾，感谢连队对我的帮助，一边说：“司务长，我连炊事班长都没当过，怎么能当司务长呀！”指导员笑了，说：“你还看不出来吗，这只是过度，团首长一定会另有安排的。”刘军指导员的话应验了。年3月，我上任指挥连司务长不满半年，就被调到团政治处，任宣传干事，主要从事新闻报道。从这时起，我真正成为了团政治处的一员，开启了在高展鹏主任麾下的部队宣传工作的风帆。高主任常对我说：“做机关工作，一定要下到连队去。机关是为连队服务的，不下到连队，不能及时了解连队的问题，需要，就不能有针对性地去服务。你们搞报道，要及时、准确，发现连队的新情况、新问题、新典型，写出的稿子才会新鲜、生动，接近连队实际，干部战士才欢迎，才爱看爱听。”按照高主任的指示，我三天两头蹲在连队，除非股里，处里开会学习。一年将近天，我是在连队度过的。以致我正式调到政治处快一年了，有的老同志还不熟悉我。常下连队，我听到了一些专意采访却听不来的事情，写出了像汽车连连长杨自先关心战士的《汽车抛锚的夜里》，一连连长郑海龙为了尽快提高军事指挥技术，虚心向战士学习的《我的学生是连长》，一营卫生员张根龙关心合作医疗的《编外医生》等新闻稿件。都及时被《解放军报》、《前进报》以及地方报纸和电台刊发了。从而，我的业务水平也有了迅速提高。有一次，《解放军报》在头版位置编发了我写的一篇文章“关心合作医疗的发展”。那天的报纸到了办公室，我看完余兴未消。高主任进来了。高兴地对我说：“好呀，你的文章上军报了。”接着问我这篇稿子刊发的前后过程。我就把和卫生员张根龙怎么认识，怎么交谈，商议，以及怎么在文章的开头用了类比手法，曹振印老干事如何帮助修改等经过，全盘端了出来。高主任听后，嘱咐我说：“一篇稿子上军报，不容易，对你来说是好事，表明你努力了，认真了，出成绩了。但是，如果对待不妥当，却可能起反作用。所以，在这件事面前，你一定不能骄傲自满，让成绩成为包袱。你应该沉下心，想想，总结经验和体会，以争取更好的成绩。”在高主任面前，我脸不由得发烫了，对着他我默默点头，说：“主任，我记住你的指示了。”以后，一看到报纸上刊发了我的稿件，我不再去问别人“看到今天的xx报纸吗？”而是坐下来，铺开报纸，拿出自己的草稿，一段一段，一句一句仔细对照，看自己是咋写的，编辑改成了什么样子，思考编辑为什么要如此处理，从中找出差距。每当我撰写的稿子刊发在报纸上，无论是军报还是地方报纸，高主任总是认真阅读，有的读后还给我指出什么地方还应写具体些，什么地方可以省略，还要加强针对性等等。几年下来，我新闻报道的水平有了明显进步，军报、军区报、驻地省报，以及广播电台，经常有我撰写的稿件出现。有些还广为干部战士所知，如“这顿饭不能吃”、“驻军某部指挥连干部战士批林批孔黑板报稿件选”、“特殊交接”等等。年3月，我进入解放军南京政治学校学习，离开了我的首长高展鹏。但他对我依然十分关心，来师里开会，总是抽空找我聊聊，问我“工作适应吗？经常加班吗？”嘱咐我：“别骄傲，翘尾巴，多看人家的长处，注意向周围的同志学习。”年春的一天，我被小偷偷了，刚领的工资和积存的粮票被小偷全拿走了。这事传到了高主任耳里。他专门安排夫人郭玉翠，从炮团驻地罗庄搭乘公交车赶到临沂市，在师政治部宣传科找到我，给我送来块钱和50斤粮票。我知道高主任3个孩子都在正上学，他家也不宽裕。接过来，感动的我不知说什么才好。40多年过去了，这事我还清楚地记得：嫂子拉住我的手，说：“拿着吧，不多，或许能应应急。”话不多，说完把装着钱和粮票的一个大信封，按在了我手里。人啊，有血肉的人，饿的关头，你给他一口饭，他会感恩你一辈子；渴的时候，你给他一碗水，他会报答你一缸水！那件事之后的第二年底，既年11月，高主任转业了。而那时，我已是师政治部文化科副科长。可我，竟没回炮团与他们话别，没能送他们一家一程。现在想起来，无论出差，无论工作多忙，都不是理由，都应该回炮团去一趟，去送别。他们离队后，我愧疚，我悔恨，我自责了好长一段时间。好在知道了高主任回到了湖北省鄂州县，分配到鄂城钢铁厂，任运输处房产处等部门党委书记。心想：一定去看望他们，以弥补当年的过错！可没等到我去看他，听战友说；高主任走了，是年2月23日走的。他走得太早了，那年他才刚过70岁呀！随着鄂城钢铁厂被“武汉钢铁集团”兼并；随着“武汉钢铁集团”被“宝钢集团”兼并，“鄂城钢铁厂”这个老企业字号变更了几次。我多次打听，都没有找到他们。成了我的“千古恨。”我为自己参军遇到了高展鹏这样的首长，感到幸福；我为自己没有送他们返乡而留下我终身的悔恨；我更为辜负了他的期望而想起来便痛心疾首！(因网络原因原文略有删节）高展鹏，年8月于朝鲜高展鹏，年12月于吉林永吉高展鹏（前左3）年冬和师炮团政治处同志在一起（年3月20日一稿）平台编辑
本文编辑：佚名
转载请注明出地址 http://www.hailonga.com/hlcz/10352.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