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司又称土官、土酋，是中国古代一类官职的统称，通常是西北、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部族头目任职，以夷制夷。
土司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土司指少数民族地区的头目在其势力范围内设立的且被中原朝廷认可的政府机构，狭义的土司专指“世有其地、世管其民、世统其兵、世袭其职、世治其所、世入其流、世受其封”的土官。明代既是土司制度的全盛时期,同时由于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开始制约和削弱土司势力,因此又是土司制度走向崩溃的起点。明朝平定云南后，自洪武至正统年间(—)，采取各种措施乃至战争手段，粉碎了分裂势力麓川引发的边疆危机，西南边疆版图得到极大拓展。明朝版图最盛时几乎包括了今缅甸全境，传统的边疆政区体制已不能满足此时的边疆控制需要，为适应新形势下西南边疆的社会发展状况，明朝在西南边疆逐渐建立起一套“内边区”与“外边区”分层管理的政区体制，深刻影响了西南边疆的发展和疆域形成。年7月4日，在德国波恩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9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由湖北唐崖土司城遗址、湖南永顺老司城遗址和贵州播州海龙屯遗址联合代表的中国“土司遗址”通过审议，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申报成功，表明“土司遗址”的突出普遍价值、真实性、完整性以及我国政府为保护这些珍贵遗产付出的艰苦努力，得到了世界遗产委员会的一致认可。
中国土司遗产分布于南方多民族聚居的湘鄂黔三省交界的武陵山区，现存的主要遗址类型包括土司城遗址、土司军事城址、土司官寨、土司衙署建筑群、土司庄园、土司家族墓葬群等。申遗的“中国土司遗产”包括湖南永顺老司城遗址、湖北唐崖土司城遗址和贵州播州海龙屯遗址，三处遗址均是土司制度鼎盛时期的遗存，位于土司地区与中央政权主体地区地理和文化最前沿的交汇地带，属典型的多族群文化复合区域，是中国土司遗产中的代表。
中国“土司遗址”
湖北咸丰唐崖土司城遗址位于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咸丰县，主要遗存年代为明代中后期至清初。它在三处遗址中尤其彰显出其显赫的历史地位和“三街十八巷三十六院”的庞大气势。更为难能可贵的是，遗址除了中央“衙署区”，其他部分并未进行大规模考古发掘，几乎就是原址保护。历经五六百年沧桑巨变，能有如此完好的呈现，所以弥足珍贵。
湖南永顺老司城遗址位于湘西州永顺县灵溪河畔，经国家考古专家认定，是目前国内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历史最悠久的古代土司城遗址。始于公元年，止于公元年清“改土归流”，世袭二十七代，历时年。
贵州遵义海龙屯遗址则被称为目前中国乃至亚洲保存最好的古军事城堡建筑遗迹之一。三处遗址的组合反映了土司制度发展的重要历史阶段，具有共同的价值主题和聚落、建筑特点。
什么是土司制度？
“土司制度”是针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民族政策，形成于宋代，繁荣于明代，崩溃于清代，有着多年的历史。
据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所长、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介绍，土司制度是中央王朝承认当地统治者对地区的世袭统治的制度，有利于将中央很难派官吏直接统治的地区纳入到统治范围，对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有好处，“如果这些地区完全独立，就会削弱中央王朝统治。”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历史学部主任刘庆柱认为，“在古代，对于大国，如果不分层次、类型区管理，很难维持国家的持久强大和统一。”直到明清采取“改土归流”前，土司制度都是维系我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重要制度之一。为何选择土司遗产申遗？
在我国众多文化遗产中，为何选择土司遗产进行申报？王巍认为有三点原因：土司考古已成为近年来的考古热点，多项考古发现入选考古重大论坛和年度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由于土司遗址多数保存在地面上，如果不及时保护，随着城市发展会受到威胁；土司遗址多建在山上，不少都保有当时的土司城、防御设施，甚至还有相关墓地，具有一定可视性。为何选择这三处遗址进行联合申报？
申遗的湖南永顺老司城遗址和湖北唐崖土司城遗址是土司职级序列中不同等级的土司的治所。土司制度是中国历代封建王朝在少数民族地区，通过分封地方首领世袭官职，以统治当地人民的一种特殊政治制度。13至20世纪，土司分布地区在云贵高原和青藏高原的东北边缘，目前中国记录在案的土司遗存有处，由于分布广、遗址多，所以国家文物局决定“打包”申遗。土司遗产的系列遗存，反映了我国土司制度历史、土司社会的生活方式和文化特征，见证了多民族统一国家“齐政修教、因俗而治”的传统理念。
世界遗产委员会专家组认证，“中国土司遗产”之所以能够成为世界文化遗产，是因为中国土司建筑群“能为现存或已消逝的文明或文化传统提供独特的或至少是特殊的见证”，“是一种建筑、建筑整体、技术整体及景观的杰出范例，展示人类历史上一个或几个重要阶段”。读新疆·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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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编辑：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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