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家银《社交媒体对青年政治表达的影响》
第一篇，社交媒体上的表达，把他们纳入到我们政治传播议题里面，我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实证分析。但要与大家商榷的是：第一，标题里面的“青年”，强调的是大学生，大学生与青年是有区别的，这个可能更具体一点。第二，发现一些很反常的现象，比如说：娱乐，娱乐消费后更愿意表达。量化研究先有理论的假设再寻找数据支持，而不是反过来，仅仅是根据数据存在的可能性，然后就没法解释，这个是量化研究的一个很大忌讳。
杜涛《多维视角下的政治传播系统研究》
第二篇杜涛老师的研究呼吁我们重新审视系统论，从系统论的角度去研究政治传播，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建议。可以说对我们开展有中国特色的政治传播研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角度或路径。
但这里面有几点需要商榷，第一是这个理论用的很少，用的少的原因有两个：1，这是一个研究的空白。2，用的少可能就是有问题的。因此需要去调查一下为什么用的少。曾经有一个时间大家都在用，后来大家不用了，这中间发生了什么，是因为大家兴趣转移了，还是因为这个理论（框架）本身有问题。大家都知道老三论——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实际上它还是自然科学提出来的，自然科学提出来的适不适合解释社会现象，需要考虑。
第二，要区分一下系统观点和系统论，就像区分实证的和实证主义，因为一旦再加上主义加上论就变得比较严格。而系统的观点实际上就是从联系的角度看问题，包括马克思主义，我们可以说有系统的观点，但我们不能说马克思主义是系统论。我觉得是要区分这两个概念的。那么系统论呢，我觉得在传播学也好，政治学也好，它的运用主要还是在功能主义，它和功能主义理论是配套在一起的。谈系统就要谈联系，就要谈功能，谈它在这个系统中所起到的作用。但是我们对功能论的批判和研究已经很多了，我记得若干年前在复旦专门开了一个会，后来在《新闻大学》发了一组文章，专门讨论研究功能主义。因为功能主义在美国是有它的语境的，美国的政治比较稳定，它可以很好地看待这个功能，但是一旦到60年代，它的社会矛盾加剧的时候，那么系统论也好，功能论也好，很快就被推翻了，这是因为它很难去解释变动。反过来看我们中国，我们的社会变动、社会转型非常快。所以系统论和功能论适不适合解释中国的现象，这个我觉得是有待商榷的。
李智《中国政治传播研究的方法论之思》
第三个是李智老师的，这是一个很宏观的研究。我也跟你深有同感，我们现在的政治传播研究实际上还处在一个比较初级的阶段，还是宏大理论，比较空。今天上午接受社科报采访的时候，我谈到一个观点，中国的政治传播研究其中很重要问题的就是学理性。因为我们大量的研究其实变成了政治话语，很容易又使它变成政治宣传，这样就背离了我们学术研究的初衷。我很能理解李智为什么要提这个，他觉得我们应该增加学术化。但是学术化跟思辨研究是不是一定匹配在一起的？
比如说，中国的政治传播发展阶段问题，李智也提到这一点了，就是说开始阶段，大家可能要做一个通盘的考虑，我们不能一上来就去研究具体的问题，我们要先有一个大的考量，然后再去研究具体问题。所以现在学术化不足是不是可能跟这个具体的发展阶段有关系。
第二个就是，谈到政治传播现在发展很快，但我的疑问是，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其实过去的政治传播研究一直都有，大众传播理论里面有一大半的都是政治传播，过去我们只不过没这个词，没这个分类。现在加了这个分类，实际上把传统传播理论研究的内容都放进来了，所以政治传播数量一下就显得多起来了。有两个领域：新媒体和政治传播，恰好都是新出现的概念。过去做电视研究，电视就是新媒体，80年代卫星电视就是新媒体，所以其实新媒体研究一直就是我们这个领域最热的，只不过我们现在有“新媒体”这个词了，所以“新媒体研究”看起来变得很热。政治传播可能也是同样的问题，像议程设置、选举、两级传播，这都是政治传播里面的。所以，我觉得其实我们是刚刚才起步。
第三个就是，思辨研究不一定就不好，我觉得主要是理论和经验的问题。
施惠玲《主流意识形态：政治传播视角的分析》
第四个是施惠玲老师的研究。主流意识形态确实是一个问题，我们今天可能面临主流意识形态的衰落，但这里面概念的使用需要明确，比如说主流意识形态到底是官方意识形态还是多数意识形态。另外，是不是意识形态就是主流的，有没有非主流的意识形态。按照曼海姆的区分就是意识形态和乌托邦，他认为意识形态从马克思的定义上就是社会中主导的观念，不存在非主流的意识形态。非主流意识形态一词，是我们的一个政治术语。所以我觉得，对于意识形态，要有一个操作化的定义，它到底是什么，不然的话，比如说你在后面谈到意识形态它有一个形成、流行，维持和式微，式微之后怎么办？意识形态到底和态度，和我们的观念，它们是不是一回事？我感觉你后面写的意识形态，把它等同于态度和舆论。我觉得意识形态其实是一个很抽象的概念。意识形态是没有历史的，不能简单地把它看做一个可操作的、可量化测量的对象。它本身就是一个思辨的概念，它的作用就在于批判和思辨。这个可以再进一步的细化。
苏颖《作为自主力量的公众舆论:当代中国政治传播转型的推动力》
第五个，苏颖这一篇，我觉得我很喜欢它，挺有意思的，讲到了舆情反馈。提到了我们现在是不是处于一个威权模式。我觉得也不是，你举的很多例子，我都很认同，比如说这个舆情，过去的内参，我们走群众路线嘛，我们其实一直要去了解。上午黄达业老师也讲了民调这个东西，有N个民调，尤其是台湾，各个媒体都有自己的民调，便可以各取所需。有的民调，要是对你有利的，你就用这个，对你不利的，你就不搭理它。美国也是一样，所以舆情这个东西，更多是一种象征性的资源，象征性的符号，可能我们没有，我们才会幻想是不是它很好，但是一旦你有了，你会发现其实就是那么回事。另外，其实这种民调或者舆论调查，就是福柯讲的，这个叫做把客体变成一个可测量的客体的技术，就是把我们的人口变成可测量的技术，其实它就是控制说，本身它当然有反映现实的一面，当然它也有控制的需要。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怎么去理解中国的舆情调查，舆情调查是不是西方的这个民调，我们应该从意义的角度去解读它。民调是有它的符号学意义的，要从这个角度去理解它，而不是简单的把它看做一个西方的民意测验的客观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这个可以再研究。
吴江陈波《基于文本挖掘的决策者理论词语使用情况研究》
最后这个，吴江和陈波的研究，这个还蛮有意思的，方法很酷炫。这个有计算机的背景，做的非常有意思，数据分析的能力，自愧不如。但是，把经验描述清楚了，经验意味着什么，还有待讨论。其实这个研究在传播学里面做了很多年了，在传播学里面叫做扩散研究。你现在做了一个初步的描述，可以把它做得更加的漂亮一些，这样对你理论上有帮助。
另外一点是，其实你们学政治学的应该更了解，中央的文件有它自己的一套机制。这里面可以测的，除了常委以外，地方政府（省一级的，县一级的）大概怎么运行，这个看上去才有意思，更加符合扩散研究。这样一个脉络，才能看到中国政治传播从上至下，是不是政令不出中南海，还是说大家非常积极的去响应它？我觉得这会是蛮有意思的研究，可以扩展这个领域。
本期责编：王治国、谢倩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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